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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五年前在南开---1951级医预班 翟兴龙


来源: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作者:翟兴龙 发布时间:2016-12-14 10:53:00 查看次数:1390

    我在1951年考入南开大学医预科,学习四门课: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英语,共一年半时间。当时我的年龄是20岁。学校不收任何费用,管饭吃。学生食堂在芝琴楼旁边,常吃高粱米饭,有菜。我年轻体壮吃得很香。当时南大分为三个院,南院在八里台,是理工类学科;北院在六里台,是文史类学科;东院在甘肃路,是财经类学科。东院已经有开封高中来的老同学。医预科的一些课多在胜利楼。我们这一届学生应当说是幸运儿,授课老师都是杰出的教授。杨石先教授教我们《有机化学》。申泮文老师教《普通化学》。生物系主任是萧采瑜教授,大部分课程是顾昌栋教授。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,授课老师是司徒月兰教授。她在授课时说“你们是我的学生,杨石先也是我的学生”。杨石先当时已经是南大校长,我们和他是同一个英语老师,你说我们是否很幸运?

    上课在八里台,住宿在六里台迪化村,每天往返。当时天津大学尚未建,这里是稻地,我每天早晚都经过这里。一天在稻地旁水沟中逮了一个螃蟹,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我老家在河南开封,从小没见过螃蟹。有一个同学叫卞学震,他是天津八大家的后人。他领我到锅炉房烤螃蟹,教我如何剥螃蟹、吃螃蟹。以后我俩都成了外科医生。今年我85岁,他84岁。去年聚会见面又提起烤螃蟹,也很有趣。

    我住在六里台宿舍,与北院很近。北院南边是太平湖。外语系主任李霁野教授的住处就在湖边,夏天能看到他在湖边坐在藤椅上看书。一天我得到一根竹竿儿,拴上钓鱼钩,用什么鱼食已经不记得了。不一会儿,当我回头时鱼竿倒了,我马上扶起来,手中抖动很厉害,赶快拉出来,是一条大黑鱼,约一斤重。旁边有人说北院食堂可以加工,我就去了,真是好吃极了。现在北院、太平湖已不存在,完全变了样。

    芝琴楼前有一棵大槐树,系着一条粗麻绳,长约四五米,从上面垂下来,学生可以往上爬。练臂力不用腿,用手抓住往上爬,我能爬得很高,经常爬。现在回忆起来仍很高兴。

    申泮文老师仍健在,已过百岁。给我们授课时应当是三十几岁。现在还记得他讲元素周期表、定性分析、定量分析。取井水测定钠离子的含量。所用分析天平十分精密,可测定毫克小数点后四位数。很多年未见面但师生情谊永存。十年前去老师家看望,十分亲切。他仍然很忙,教学、科研、还有国家给的一些任务。他的书房不大。我看到墙上挂着“模范党员”的镜框。学生心里高兴,一起照相。此照片曾刊发在《老年时报》,说耄耋师生相见,人生都会有终点,包括一代一代的老师和学生,由于他们的孜孜不倦,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。

    我们在胜利楼的实验室解剖青蛙腿,分离出神经,用电流刺激看肌肉收缩,蛙腿会动。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,美帝国主义用细菌战,萧采瑜老师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声明,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。

    杨石先校长给我们讲《有机化学》。在黑板上给学生画出苯的化学结构,像一个个乌龟壳。他说雷米封和一些农药的制作都是很简单的。有了《有机化学》的基础,再进一步学《生物化学》,学《药理学》就好学多了。

    司徒月兰老师讲英语课,她的中国话说不好。当时教师思想改造,每个老师都要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,学生不通过,你还要再深入批判。她的发言是用英语,有年轻讲师做翻译。她住在芝琴楼南面一套房子里,我有时去她家,屋里有钢琴、有书。河南农村的孩子没见过,老师家的恭桶我看着都很新奇,以前没见过。1953年后,我们在甘肃路上学,有时给司徒老师写信,老师回信是英文,她说她在美国学的专业是英国语言与文学。1960年后,她又回了美国。我曾到外语系去问系主任曹老师,她说司徒老师在美国敬老院养老。对慈祥的老师终生思念。除上课讲授,她发给大家一些辅助材料。英文的前缀、后缀、词根与构词方法。用她给的这些资料,一些没见过的字也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1954年后各大学都开俄语课,同学有字不认识问我,我经常能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医学名词基本不费多大事。做医生有了英语基础就能知道其他国家在干什么。原先是靠纸质的杂志,大约在对方文稿发表后半年才能看到。现在不是,通过网站,杂志尚未出版,网上就已能看到。在南开学到的本领似乎是让我长了翅膀,我此生是医生,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,天津市劳动模范、全国先进卫生工作者、国务院发给奖状与特殊津贴。这一切和我在南开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密不可分。

    1953年后南开大学东院改为天津医学院,开始学习解剖、病理以及临床课。我1956年毕业,做外科专业。当时外科不象现在分的那么细,我所接受的训练是全面的。1956年,按照毛主席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方针,我被下放到天津东郊军粮城医院。这家医院职工大约四五十人,我算是高明的医生。外科手术用我原有的本领,还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等什么病都治,夜间来农药中毒也能抢救成功,肠梗阻我会开腹手术。骨折病人先复位再上夹板。开腹手术治疗宫外孕多次都成功,病人十分危险。病人进了手术室,外面大喇叭响,为抢救阶级兄弟欢迎献血,很多人排队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还会给病人拔牙,病人夸我是个好医生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我交了不少农民朋友。我学会简单的木工,学会织各种渔网。星期天和农民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逮鱼,收获多少都高兴。我是个务正的医生,尽管是在农村,技术并不落后,医院院长也支持我。我的诊桌上放着我们国家影印的美国外科杂志。有老同学去看我,提醒我不要再看这些书,当心下次文化大革命就该斗你了。由于工作出色,我很快就成了副院长、东郊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政协副主席。1976年后国家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。我开始向市卫生局提出应当开展经尿道手术,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落后了几十年。得到市卫生局赵云一局长的支持,花三万多美元(约合人民币20余万元)采购了西德著名厂家的手术设备。为接待病人方便,我的工作也从军粮城调到张贵庄东郊医院。当时咱们国家前列腺、膀胱肿瘤手术都是用腹部手术。有了不开刀的方法,市内一些病人都去东郊手术,有些是市内一些大医院转来的。一位河北省文安县的老人患膀胱癌,见我时已在一家著名大医院做了五次腹部手术。我用经尿道手术,没用手术刀就为他彻底治愈了。1985年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泌尿外科会议,我报告了45例经我治疗的病例,引起国内同道的广泛关注。会后应邀到重庆324医院、武汉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介绍我的经验。

    1986年,我编译出版了《经尿道手术学》,是我国这一学术领域的第一本专著,对在国内推广此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,内容基本是当时国际上的状况。十三年后有了些自己的经验,国内也普遍的动起来,1999年,我的第二本专著《经尿道手术》出版,这本书在国内的作用更大一些。可气可笑的是,有两家高等院校附属医院的著名教授抄袭此书,被抄袭的部分近十万字,包括插图。我只好聘请律师到北京中级法院起诉,第二次似乎是应当去武汉起诉,律师说他们的书已卖到天津,即可在天津起诉。正确的处理应当是让全国同道都知道,公开赔礼道歉、赔偿经济损失、停止侵权著作的销售,这样对抄袭人会是终身的严惩。最后是不得不给说情人面子,由法院调解解决,给了几万元经济赔偿,书不许再卖谁来落实?责任人到天津来,天津泌尿外科学界各位专家到场,赔礼道歉,就算了结。国内学术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。郭应禄院士知道此事。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时,对抄袭、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十分气愤,他说天津有人的著作甚至两次被抄袭,即为此事。科技在不断地进步,2010年,《经尿道手术》一书出了第二版,对国内外当前的情况均有较详细的介绍,有彩图100幅,并附有天津总医院泌尿外科教授的手术录像光盘。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协和医院图书馆均藏有此书。南开大学已经有了医学院,作为老校友,在纪念南开大学复校70周年返校时,我已将此书送给学校,交给龚克校长。我的晚年处在中国人为实现“中国梦”而奋斗的年代,虽已是耄耋老人,我觉得还应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作者简介:

翟兴龙,河南开封人,

1931年出生,

1951年入学南开大学医预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