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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最年轻博导”到中国优秀青年代表——中国科学院王秀杰同志先进事迹


来源: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作者:生命科学学院 发布时间:2017-11-01 10:19:00 查看次数:379

    2004年,骆观正正在网上为读研寻找信息,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页面中,他第一次看到导师王秀杰的名字。

  “当时对王老师研究的方向比较感兴趣,所以与她联系了几次,觉得她人非常nice,对人很客气,很为学生考虑。”通过几次邮件往来,骆观正觉得王秀杰会是一个不错的“老板”。

  王秀杰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。那一年,她顺利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,通过了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严格的筛选与面试,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科院院所的博导名单里。那一年,她27岁,众声喧哗之中,她被称为中国“最年轻博导”。

  翻开她在中科院工作的履历,成绩斐然。短短几年,她的研究组已经发表SCI研究论文60余篇,其中多项工作受到国际科研杂志与媒体的推荐与好评,多篇论文的他引次数达百余次。 2007年,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美国杜邦公司青年科学家奖。2012年,获得“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”称号。

  2013年五四前夕,王秀杰被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授予第十七届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,昔日“最年轻博导”,收获“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”。

  中国人更应该回来工作

  1994年,刚满17岁的王秀杰被南开大学生物系录取。在那年的校庆上,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给校友们留下了这样的忠告:“做学问要到最好的地方跟最好的人学习”。

  当时的王秀杰不会知道这句话就是此后自己求学之路的写照。1998年,王秀杰获得了全系唯一的保送名额,赴港读研。2000年,她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硕士学位。

  2004年,王秀杰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物信息学方向博士学位。建于1901年的这所大学,是全世界生物领域最顶级的研究中心之一,从这里走出过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。在王秀杰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中,校方写到:“祝贺你成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直接招收的第一名学生。”

  作为从“最好的地方”毕业的高材生,王秀杰想在美国高校里谋职并不太难,更何况她的丈夫当时正在美国深造,她们的女儿也刚刚出生不久,全家留在美国似乎更顺利成章。

  “留在美国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。在美国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,曼哈顿的一栋大楼从我去时开始建,到我毕业还没建好,而国内的发展却日新月异,”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,王秀杰回想当初回国的决定,“回国的不确定性在当时对我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。”

  实际上,回国是王秀杰一直就有的念头。当年申请洛克菲勒大学时,面试王秀杰的是著名植物分子生物学专家、中科院外籍院士蔡南海教授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蔡教授问我读完博士有什么打算,我说我还是很想回中国的。”

  蔡南海教授也是她人生选择时的榜样。蔡教授是新加坡华人,虽从爷爷辈就扎根新加坡,但他一直心系中国的科研事业。上世纪80年代,中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相比于国外还很落后,蔡教授到中科院遗传所参加“植物分子生物学讲习班”,普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。这次讲习班合影的黑白照片,一直留在他的办公室。

  “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很感动,很多有崇高理想、远大追求的人原来就在身边,”王秀杰说,“一个新加坡的华人都能为中国做这些事,我们中国人更应该回来工作。”

  2004年,王秀杰举家回国。丈夫回国创业,而她,来到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。

  科研是辛苦并快乐的过程

  刚得到中科院的聘用通知不久,她就成了大家口中“最年轻的博导”,伴之而来的还有各方诸多质问与否定。

  “引起质疑我很意外,完全没有心理准备,但是这些质疑都很正常。” 谈起往事,王秀杰淡然地说到。

  但在当时,这一切让她压力颇大,为此也流过眼泪。那时,她还在美国和朋友一起学驾照,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她练车时心不在焉,出了一次小事故。但这次小事故反而让王秀杰想明白了,“这样总是心里过不去也没有办法,事情没有解决还是在那儿,那就接受,该做什么做什么,慢慢来证明吧。”

  刚到所里,一切从零开始。购买设备、调试程序、申请课题……那段时间王秀杰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的工作上。同时,工作刚上手的王秀杰还带了三个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客座学生。

  从小到大都成绩优异的王秀杰很明白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的意义。在香港读研期间,她几乎每天早上9时去实验室工作至晚7时,晚8时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凌晨2时。回国后,她把这股劲头又用在了刚刚起步的工作上。

  有一次,她的团队需要赶时间完成一个项目,那段时间里,她每天都在高强度地工作,仅有三、四个小时用以休息。由于之前答应了邀约,百忙之中她还去了一次韩国。“去韩国前我整晚没睡赶着写文章,早晨赶紧收拾一下就去赶飞机,在韩国跟教授谈完,马上又坐飞机回来,回到实验室再继续工作——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每天都到凌晨两三点吧。”

  算下来,常态下她每天的睡眠时间也不到六个小时。就算在休息放松,她也随时准备着投入工作状态。“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,我能从放松状态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,并且能精力充沛地一直工作到很晚,都不会觉得累,比如昨晚我其实很困了,但是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情没做,就又开始工作,不到十分钟就发现自己很清醒了。”

  忙碌的工作状态让王秀杰想起自己的博士导师。在她的印象里,自己的女导师永远敞开着办公室的门,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工作,会经常拉着行李箱嘱咐几句就匆匆离开,对每个学生的事情却记得细致又清楚。

  “当时我觉得很诧异,她如何能完成这么高强度的工作?但现在,我明白了,”王秀杰说,“这就是‘在其位谋其政’,当你要对课题组的发展、学生的前途负责,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给的科研经费,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做了,而且会有无穷的潜力。其实我们科学院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这样的。”

  从归国到现在,王秀杰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科研项目,她在真核生物非编码RNA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,多次得到国际科研媒体的关注和推荐。2007年,她成为生物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。

  “科研最大的吸引力在辛苦探索、不断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里,走科研这条路,不管是学生还是研究团队带头人都非常辛苦,但发现的乐趣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魅力,是其他行业所不能相比的,”王秀杰说,“做科研就是辛苦并快乐着。”

  我是“挑剔”的导师

  “对学生我还是比较挑剔的。”王秀杰说,她选择学生首先看人品和个性,其次才是专业背景。“我希望实验室里的同学能够有开阔的胸怀,乐于助人,而不是总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。”

  “其实王老师自己就是这样的人”,学生佟曼一语道破,“她有很多合作,每一位合作的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,但相处下来,每一个人都称王老师好,合作发文章时她也总是把合作者的利益排在自己前面。”

  王秀杰对学生的“挑剔”还表现在科研上的高标准严要求。“她会觉得你做一个课题就要对这个领域有贡献,要努力取得新发现,开辟新方向,不能别人搬一块砖你也照着搬一块砖,这样的重复没有太大的意义。”实验室里的博士生陈同说。

  “我们的同学要对自己的创造力有更大的自信,在科研习惯上有一些改变,”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,王秀杰发现,她的确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鼓舞学生去打破条框,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,对中国科研真正有用的是原创性的研究。”

  王秀杰很忙,但是她经常向学生讲一句话:“如果有什么不清楚,一定要追着我问明白。”而这,是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的经验。

  读博期间第一次轮转实验室,王秀杰来到一个小实验室,只有一名导师和一名博士后。有一次,王秀杰表达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,两人并没给予积极的回应,只是说了“no comment”,礼貌委婉地表示了不赞成。但是初来乍到的王秀杰并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,没有体会出英语中“no comment”包含的否定意思,于是她就去试试,直到发现别人并不满意她的工作,她才恍然大悟。

  “当一件事情不是很明确的时候,就要主动把事情理清楚,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,不然会浪费很多时间,大家都费力不讨好。”

  虽然对学生有着严格要求,但她也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与兴趣。老师是学生的榜样,她的工作态度和状态都被学生们默默看在眼里,在潜移默化中,学生们受到了感染。“有时候我们凌晨给老师发邮件,觉得写完邮件就可以结束工作了,结果发现她总是飞快地给我们回复,”骆观正说,“而且她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,让人很佩服。”

  “尊重、平等、进取,这是我想给学生们营造的氛围。”王秀杰说。

  作为一名女导师,王秀杰尤其细心,对学生的事都想得仔细周全。有一次,她的学生们要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,临行前,王秀杰拿出一张地图,又“上了一课”。“她先是给我们讲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,特别叮嘱我们哪里危险不要去,然后又指着地图特别仔细地告诉我们路线怎么走、如何换乘、怎么找住的地方。”陈同说。

  平时,王秀杰会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实验室的活动。“没有特殊原因,王老师一般都会参加我们的活动。”说着,学生们突然想起了王秀杰还跟组里其他同学一起玩过真人CS,“那次玩得很high啊!”

  做科研,女性要付出更多

  “妈妈,你上新闻联播了!”,这是女儿在电视上看到王秀杰的第一反应,“妈妈,这张照片太严肃了,没有笑啊!”

  现在,王秀杰的女儿已经九岁半了,读小学四年级。在小学之前,王秀杰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帮助照料孩子,那时,王秀杰很少有时间陪她,女儿最黏的是姥姥,她要出差,女儿不吵也不闹。

  上了小学之后,孩子完全由她和丈夫两个人照顾。现在,女儿越来越黏她。平日,王秀杰每天六点起床,七点多把女儿送到学校,她再来所上班。女儿上的是全托管的学校,一日三餐不用她操心,这给王秀杰节省了不少时间。没有特殊安排,每晚七点多她都会去接女儿回家,“自己就在外面或者食堂吃”。

  不过周末,这位妈妈还是会小露一手。“我做的烤鸡翅很好吃的!”王秀杰脸上闪过幸福的神色。这种时候,女儿一般会在一旁观摩,然后再用各色蔬菜把妈妈做的菜“再加工”。“你看这是煎蛋上摆出的‘愤怒的小鸟’,她能做出很多我想不到的东西。”说到这,王秀杰翻出手机里储存的照片,眼神里充满欣喜。

  即使周末在家,王秀杰也很少能踏实地陪着女儿,她总是要在电脑前忙着工作,女儿则会很乖巧地一个人在客厅玩。“小的时候,她会把自己所有的玩具拿出来跟它们对话,给它们做衣服,现在,当这些给不了她新鲜感的时候,她就会自己创造出新的玩具。”

  王秀杰办公室的墙上,贴着她女儿的绘画,这幅叫《果汁》的画色彩缤纷,充满想象力,她转头就能看见。而在办公室的书柜里,女儿亲手做的模型也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。

  王秀杰很欣赏女儿的独立能力和创造力。她手机里的照片,记录了女儿一次次的奇思妙想和巧手之作。“我女儿的创造力比我好,跟她比我很惭愧。她很喜欢做手工,我很享受她能不时送我那些她自己做的小礼物。”

  由于工作繁忙,王秀杰无法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女儿,但是一直以来她都坚持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在女儿睡前给她读书。“小的时候是童话书,现在则是《孙子兵法演义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,”王秀杰的选书标准是对女儿有益对自己也有启发,“她特别喜欢《乔布斯传》,读完一遍,还要我再读一遍。”每天等到女儿甜甜睡去,她才又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。

  王秀杰的丈夫在公司上班,平时工作繁忙。作为一个妻子、母亲,王秀杰要承担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,对科研工作又不能有任何的懈怠。“我要兼顾我的家庭,如果我可以像我的男同事那样加班到十二点,我可以有更多的产出,但是我要在保证对工作有足够投入的情况下,还要保证我女儿的健康成长。”

  为了工作和家庭,王秀杰几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时间。“我一年看过的电影不超过三部,电视几乎不看,以前我挺爱看看书、读读小说,现在除了专业文献,几乎没时间看其它书了,”王秀杰顿了一下,“说实话,女性想要在科研上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成绩,付出要更多。”

  我希望能在同行竞争中最先做出成果

  2013年5月4日,王秀杰作为全国优秀青年的代表,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座谈。座谈会上,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:希望国家能够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,从机制体制上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一定的保障。

  王秀杰还记得1998年自己在南开大学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情景。当时,她的实验需要用氯化钙自制一种感受态细胞,一个学期下来,她都没做出几个。后来到了港科大,她却发现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率非常高,得到的细胞状态非常好,以致整个实验室后来都用她做的这种细胞。这让王秀杰困惑,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出来,在这里做的这么好呢?实验室一位同来自大陆的师兄告诉了她“奥秘”所在:这里用的是进口试剂,大陆用的是国产试剂。

  “但是2004年我回国时,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,随着近年来国家在科技上投入的不断增大,从硬件上说,我们完全可以和国外中等规模以上的研究机构相比,在某些领域,我们的设施在国际上也是最好的。”王秀杰说。

  但国内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也带来了一些人的急躁情绪,有人对基础科研研究提出批评,国家投入了那么经费,研究了那么久,为什么没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?

  “基础科学研究发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,但基础科学研究拥有自身的特点,最突出的就是研究周期长,”王秀杰解释道,“比如2001年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时,曾经期望十年后破解人类细胞调节的机制。但到现在12年过去了,我们能够解释清楚的基因功能与生命现象仍然非常少,并且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调控现象。”

  “应该还是要多一些耐心,把该解释的科学问题研究清楚了再推向应用,”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到,“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在同行竞争中最先做出成果,给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。”

  现在,骆观正已经留所工作,在这个与王秀杰相处了八年的学生兼同事眼中,她勤奋又充满了责任感,“她想把周围的人和事都平衡得最完美,达到最高标准。”

  “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生,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好。当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机遇又无法预知未来时,那就把自己准备好。”王秀杰说。

  采访结束,王秀杰又回到了办公桌前,继续着她未完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