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1951年考入南开大学医预科，学习四门课：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英语，共一年半时间。当时我的年龄是20岁。学校不收任何费用，管饭吃。学生食堂在芝琴楼旁边，常吃高粱米饭，有菜。我年轻体壮吃得很香。当时南大分为三个院，南院在八里台，是理工类学科；北院在六里台，是文史类学科；东院在甘肃路，是财经类学科。东院已经有开封高中来的老同学。医预科的一些课多在胜利楼。我们这一届学生应当说是幸运儿，授课老师都是杰出的教授。杨石先教授教我们《有机化学》。申泮文老师教《普通化学》。生物系主任是萧采瑜教授，大部分课程是顾昌栋教授。英语系主任是李霁野教授，授课老师是司徒月兰教授。她在授课时说“你们是我的学生，杨石先也是我的学生”。杨石先当时已经是南大校长，我们和他是同一个英语老师，你说我们是否很幸运？
上课在八里台，住宿在六里台迪化村，每天往返。当时天津大学尚未建，这里是稻地，我每天早晚都经过这里。一天在稻地旁水沟中逮了一个螃蟹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我老家在河南开封，从小没见过螃蟹。有一个同学叫卞学震，他是天津八大家的后人。他领我到锅炉房烤螃蟹，教我如何剥螃蟹、吃螃蟹。以后我俩都成了外科医生。今年我85岁，他84岁。去年聚会见面又提起烤螃蟹，也很有趣。
我住在六里台宿舍，与北院很近。北院南边是太平湖。外语系主任李霁野教授的住处就在湖边，夏天能看到他在湖边坐在藤椅上看书。一天我得到一根竹竿儿，拴上钓鱼钩，用什么鱼食已经不记得了。不一会儿，当我回头时鱼竿倒了，我马上扶起来，手中抖动很厉害，赶快拉出来，是一条大黑鱼，约一斤重。旁边有人说北院食堂可以加工，我就去了，真是好吃极了。现在北院、太平湖已不存在，完全变了样。
芝琴楼前有一棵大槐树，系着一条粗麻绳，长约四五米，从上面垂下来，学生可以往上爬。练臂力不用腿，用手抓住往上爬，我能爬得很高，经常爬。现在回忆起来仍很高兴。
申泮文老师仍健在，已过百岁。给我们授课时应当是三十几岁。现在还记得他讲元素周期表、定性分析、定量分析。取井水测定钠离子的含量。所用分析天平十分精密，可测定毫克小数点后四位数。很多年未见面但师生情谊永存。十年前去老师家看望，十分亲切。他仍然很忙，教学、科研、还有国家给的一些任务。他的书房不大。我看到墙上挂着“模范党员”的镜框。学生心里高兴，一起照相。此照片曾刊发在《老年时报》，说耄耋师生相见，人生都会有终点，包括一代一代的老师和学生，由于他们的孜孜不倦，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。
我们在胜利楼的实验室解剖青蛙腿，分离出神经，用电流刺激看肌肉收缩，蛙腿会动。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，美帝国主义用细菌战，萧采瑜老师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。
杨石先校长给我们讲《有机化学》。在黑板上给学生画出苯的化学结构，像一个个乌龟壳。他说雷米封和一些农药的制作都是很简单的。有了《有机化学》的基础，再进一步学《生物化学》，学《药理学》就好学多了。
司徒月兰老师讲英语课，她的中国话说不好。当时教师思想改造，每个老师都要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，学生不通过，你还要再深入批判。她的发言是用英语，有年轻讲师做翻译。她住在芝琴楼南面一套房子里，我有时去她家，屋里有钢琴、有书。河南农村的孩子没见过，老师家的恭桶我看着都很新奇，以前没见过。1953年后，我们在甘肃路上学，有时给司徒老师写信，老师回信是英文，她说她在美国学的专业是英国语言与文学。1960年后，她又回了美国。我曾到外语系去问系主任曹老师，她说司徒老师在美国敬老院养老。对慈祥的老师终生思念。除上课讲授，她发给大家一些辅助材料。英文的前缀、后缀、词根与构词方法。用她给的这些资料，一些没见过的字也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1954年后各大学都开俄语课，同学有字不认识问我，我经常能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医学名词基本不费多大事。做医生有了英语基础就能知道其他国家在干什么。原先是靠纸质的杂志，大约在对方文稿发表后半年才能看到。现在不是，通过网站，杂志尚未出版，网上就已能看到。在南开学到的本领似乎是让我长了翅膀，我此生是医生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，天津市劳动模范、全国先进卫生工作者、国务院发给奖状与特殊津贴。这一切和我在南开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密不可分。
1953年后南开大学东院改为天津医学院，开始学习解剖、病理以及临床课。我1956年毕业，做外科专业。当时外科不象现在分的那么细，我所接受的训练是全面的。1956年，按照毛主席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方针，我被下放到天津东郊军粮城医院。这家医院职工大约四五十人，我算是高明的医生。外科手术用我原有的本领，还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等什么病都治，夜间来农药中毒也能抢救成功，肠梗阻我会开腹手术。骨折病人先复位再上夹板。开腹手术治疗宫外孕多次都成功，病人十分危险。病人进了手术室，外面大喇叭响，为抢救阶级兄弟欢迎献血，很多人排队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还会给病人拔牙，病人夸我是个好医生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我交了不少农民朋友。我学会简单的木工，学会织各种渔网。星期天和农民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逮鱼，收获多少都高兴。我是个务正的医生，尽管是在农村，技术并不落后，医院院长也支持我。我的诊桌上放着我们国家影印的美国外科杂志。有老同学去看我，提醒我不要再看这些书，当心下次文化大革命就该斗你了。由于工作出色，我很快就成了副院长、东郊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政协副主席。1976年后国家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。我开始向市卫生局提出应当开展经尿道手术，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落后了几十年。得到市卫生局赵云一局长的支持，花三万多美元（约合人民币20余万元）采购了西德著名厂家的手术设备。为接待病人方便，我的工作也从军粮城调到张贵庄东郊医院。当时咱们国家前列腺、膀胱肿瘤手术都是用腹部手术。有了不开刀的方法，市内一些病人都去东郊手术，有些是市内一些大医院转来的。一位河北省文安县的老人患膀胱癌，见我时已在一家著名大医院做了五次腹部手术。我用经尿道手术，没用手术刀就为他彻底治愈了。1985年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泌尿外科会议，我报告了45例经我治疗的病例，引起国内同道的广泛关注。会后应邀到重庆324医院、武汉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介绍我的经验。
1986年，我编译出版了《经尿道手术学》，是我国这一学术领域的第一本专著，对在国内推广此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内容基本是当时国际上的状况。十三年后有了些自己的经验，国内也普遍的动起来，1999年，我的第二本专著《经尿道手术》出版，这本书在国内的作用更大一些。可气可笑的是，有两家高等院校附属医院的著名教授抄袭此书，被抄袭的部分近十万字，包括插图。我只好聘请律师到北京中级法院起诉，第二次似乎是应当去武汉起诉，律师说他们的书已卖到天津，即可在天津起诉。正确的处理应当是让全国同道都知道，公开赔礼道歉、赔偿经济损失、停止侵权著作的销售，这样对抄袭人会是终身的严惩。最后是不得不给说情人面子，由法院调解解决，给了几万元经济赔偿，书不许再卖谁来落实？责任人到天津来，天津泌尿外科学界各位专家到场，赔礼道歉，就算了结。国内学术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。郭应禄院士知道此事。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时，对抄袭、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十分气愤，他说天津有人的著作甚至两次被抄袭，即为此事。科技在不断地进步，2010年，《经尿道手术》一书出了第二版，对国内外当前的情况均有较详细的介绍，有彩图100幅，并附有天津总医院泌尿外科教授的手术录像光盘。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协和医院图书馆均藏有此书。南开大学已经有了医学院，作为老校友，在纪念南开大学复校70周年返校时，我已将此书送给学校，交给龚克校长。我的晚年处在中国人为实现“中国梦”而奋斗的年代，虽已是耄耋老人，我觉得还应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作者简介：
翟兴龙，河南开封人，
1931年出生，
1951年入学南开大学医预科。
